日本起步早，1882 年上野动物园开园，伴随明治维新引入西方博物学，距今已 140 余年，完整经历了博物展示、娱乐展演、生态展示、保育反思四个阶段。战后高速扩张，泡沫经济后经历一轮市场洗牌，存活场馆纷纷差异化定位，转向本土海洋生物展示、行为展示与科研保育。21 世纪以来，社会对鲸豚圈养、野生个体捕捞的伦理争议持续，部分场馆逐步取消海豚表演。
中国起步晚。1907 年万牲园为中国首座动物园，1932 年青岛水族馆为国内首座自主设计水族馆，但长期发展缓慢。真正的爆发在改革开放后：2000—2018 年，大量地产文旅资本进入，长隆、海昌、大连圣亚等海洋主题公园崛起，海洋馆主题乐园化，海底隧道、鲸豚表演成为标配，同质化严重。近年政策收紧，新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落地，多地公立动物园取消动物表演，行业进入规范调整期。
日本以公立（县市立）和中小型民营场馆为主，一馆一特色，大量县域小馆专注展示本地近海鱼类，拒绝大而全的明星物种路线，形成差异化竞争力。收入结构上门票占比适中，研学、会员、文创、科研项目贡献较高，依靠本地稳定客流。
中国呈两极分化：公立城市动物园公益性强，门票低廉，财政补贴为主；大型民营海洋乐园偏主题游乐，高度依赖门票、餐饮和游乐项目，客流集中于节假日和一线、旅游城市，跨区域游客占比高，三四线中小型海洋馆同质化明显。
日本以行为展示见长。旭山动物园开创行为展示，通过环境丰容引导动物展现自然行为，而非马戏式表演；水族馆重视洋流、底质、光照的生态模拟，葛西临海、冲绳美丽海水族馆以超大水槽模拟完整生态群落。不足是老旧小馆展区空间有限，部分场馆仍保留海豚表演，太地町野生海豚捕捞长期受国际批评。
中国正从 "表演观赏" 向生态丰容转型。上海、北京等公立动物园已取消动物马戏，转向行为训练展示和丰容升级；大型民营乐园仍部分保留鲸豚表演，头部场馆（如长隆）建立繁育中心并在海龟、鲸豚繁育上取得成果，但中小场馆饲养条件参差不齐。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对展演、人工繁育和动物来源严格管控，标准体系逐步完善。
日本公立水族馆普遍与高校、海洋研究所合作，聚焦本土海洋生物、近海生态和珊瑚保育，开展本土物种人工繁育与野外放流；科普在地化、轻量化，面向中小学生长期研学，强调保护近海环境。局限是大型鲸豚保育以圈养繁育为主，野化放归项目较少。
中国公立动物园在大熊猫、朱鹮、扬子鳄等本土珍稀物种繁育与野化放归上成果突出，陆生珍稀动物保育实力全球领先；大型海洋乐园在海龟、斑海豹等水生动物繁育上持续投入。短板是近海海洋生物系统性研究积累弱于日本，且大量中小型海洋馆科普薄弱，更多是打卡观光。
日本受《动物爱护法》及日本动物园水族馆协会自律规范约束，社会舆论监督强，鲸豚圈养争议常年存在；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少子化、人口萎缩导致本地客源逐年下降。中国由林业、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繁育展演审批，法规趋严；挑战在于同质化竞争、节假日客流依赖、动物饲养人才储备不足以及公众教育理念仍需培育。
两国路径相似、阶段不同。日本完成市场洗牌，走向差异化小而精，把环境教育置于核心位置；中国正处于规范化、去同质化转型期，公立场馆以迁地保护为核心，商业海洋乐园需平衡游乐、科普与动物福利。共同课题则是圈养鲸豚伦理争议、高昂饲养成本与公众动物保护意识提升。双方经验可互相借鉴：日本可参考中国本土珍稀物种野化放归的实践，中国则可借鉴日本在地生态展示与行为展示理念，减少同质化、强化科普功能。
